北京獨立影像展的前身是「中國紀錄片交流周」與「北京獨立電影節」，這兩個影展在在2011年合併，並由「中國當代藝術之父」之稱的藝評家／策展人栗憲廷所創立電影基金正式主辦。每年有劇情、紀錄、動畫、實驗的競賽項目，也有少部分的觀摩單元，台灣的紀錄片工會也長期和影像展合作，推薦台灣影片放映，並到北京進行交流。
然而，自2011年起，中國的四大獨立影展，除了北京之外，還包括了在南京的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重慶獨立影展、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在這幾年間都陸續接受到官方施壓，不是被迫停辦就是必須取消檯面上的所有活動，不得公開聚眾，只能私下放映，懷抱著期待而來的影展選片人與觀眾大多敗興而歸，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獨立電影討論平台，也一點一滴地被毀滅。
其中，以北京獨立影像展所受到的待遇最誇張，他們曾被官方請吃飯、斷電威脅、勒令停辦…等等，但也採取了「游擊放映」、「閉幕三次」的創意方式來回應，讓影展在最低限度下仍執行完畢；這種抵抗仍雖維持了影展的精神，但就現實而言，官方的壓制確實大大削弱了影展的影響力，面對龐大的國家暴力，消極抵抗與轉化憤怒似乎成了唯一方法，即便國際媒體報導或國外團體都相繼聲援，只能以無奈作終。
今年，栗憲廷電影基金仍想繼續辦影展（事實上他們從沒停止過籌劃），但首先受到的干擾是，預定的場地與飯店，在影展前全都收到通知，不准外借給影展單位；而電影基金在過去幾年，也因類似干擾層出不窮，便決定改裝了辦公室三合院，蓋了一個小型的放映空間與咖啡廳。最後，開幕式被迫退回到基金的辦公室。
開幕當天下午，相關影人與觀眾陸續抵達，但卻發現辦公室外有公安駐守，並有約十幾位的地方流氓圍守（聽說每日以750元台幣雇用他們），不讓任何進入辦公室；許多媒體拿起攝影機就馬上被恐嚇，也有人以暴力搶奪相機／手機，進而從口角爭論演變成為激烈的肢體衝突，上了許多外國媒體的新聞畫面；之後，更有公安翻牆進入辦公室，強行帶走了辦公室內的電腦、紙本資料，以及10年來所收藏的中國獨立電影影片與書籍，並將栗憲廷與藝術總監王宏偉帶上警車。
此事件引發許多關注，國際影展社群也紛紛簽署抗議聲明，許多人把這一天稱為中國獨立電影「最黑暗的一天」；接連幾天，都仍有不知名人士看守辦公室，不讓任何人進入；發展至此，影展原本的熱鬧氣勢早已完全瓦解，連私下放映也幾乎沒有舉辦，宋庄村子內如喪考妣的氣氛前所未見；原本預定要舉辦的論壇，也都交由各論壇主持人以個人名義組織，並將地點移至北京城內，以私訊方式通知與會者與觀眾，默默舉辦完畢。
除了參與論壇外，我與幾位導演碰面深聊，希望明白影展對他們的影響，也找了時間重訪過去影展的舉辦地點現象藝術中心。在中心佈告牆上，仍貼著自2003年起影展的風光照片，上面沾黏厚厚的灰塵，如今中心卻已停業多時如同廢墟，並將在今年年底前完全關閉。短短十年，中國的獨立影展幾乎由生至死，其遭遇與命運令人悲傷無語。影展被禁／停，或許並不令人意外，反倒是中國微博上的你來我往令人驚訝，許多藝術家、藝評家、觀眾開始批評起影展的不是與質疑他們刻意炒作（讓人想起鄭闊的紀錄片《暖冬》所記錄的「假」藝術家），但在他們眼裡中國獨立電影從未生過又何來死呢？國際媒體則大多專注在衝突與被禁一事，影展成了一個事件，一個不知影響了什麼的事件；幾位影展人在臉書上發起了「閉目式」活動，可上傳閉上眼的照片，悼念影展的被閉幕。
這一連串，獨立電影與影展在中國，所遇到的問題也讓人開始思考獨立、自由、政治、電影的關係；對我而言，或許正因熟知其艱困之處，熟識這些導演，也因此有著一份使命與責任，想試著做些什麼來回應這些。而這份回應，既是回應中國，也是回應台灣，更何況中國確實有著許多精彩的重要作品。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試著在2014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推出「敬！CHINA獨立紀錄片焦點」單元，與四大影展合作，選映了20部中國獨立紀錄片。我們認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是有機會成為一個織連起華語獨立紀錄片社群的平台，推促相互支持與砥礪的力量。這次參展經驗無疑是令人沮喪的，「宋庄被禁之後」該怎麼辦也成了新的話題，未來中國檯面上的獨立影展活動只會更困難，但或許單點常態的放映會是個新方式，獨立影展、獨立電影也會找出新的活路，大家仍議論不休。
某一天，我來到了吳文光導演的草場地工作站，憂心忡忡地聊起這次事件，以及TIDF的規劃。他對我說：「如果你把一切都寄託在別人身上，那麼最終人家也會看不起你。獨立是一種自覺。」
作為一個關切這一切的「外人」，我牢牢記著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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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電影欣賞」季刊160、161期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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